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福建偏北的一个市下属的一个镇，再下属的一个乡，再下属的一个村里，有一户人家的老婆快要生了。
这一胎对于这个跟富庶沾不上任何关系，但也算不上很穷的家庭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忘了说，这个市是福建省最穷的一个市，这个乡呢，倒不是最穷的，但也不是最富的。
这个镇叫什么，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随着时光的流逝，物是人非，早就没了它原本的样子。
倒是这个即将生产的女人，所在的村还值得拿出来提一提。
这个村有它自己的名字，叫余桃村。但是老一辈的人，更习惯管它叫余家村，这个村子里大部分的人都姓余。
除了嫁进来的女人，和入赘的男人。
这个马上就要生了的女人就不姓余，她姓胡，她叫胡良梅。她是从隔壁的隔壁的“胡家村”嫁过来的。
胡良梅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她的大姐叫胡国瑛，是我（笔者）的外婆，二姐叫胡怀素，她行三，下面的弟弟叫胡敬文，五妹还没来得及往族谱上叙名就夭折了。
这一家四个兄弟姐妹的名字，不管怎么听都不像是福建的一个乡疙瘩里取出来的名字。
但是大家，我们必须得承认，再穷的土壤上，人都是能分出个贫贱贵富来的。只要这个地方有人，只要人口总量到达了一定的数额，是一定能分得出这一批人里，最有钱的，最有文化的，最撒泼赖皮的，最会混的。
人是一种会自然而然分出等级的生物。
我外婆胡国瑛就出生在一个家里颇为富庶的地主家，至于为什么没落了，不过就是历史那点事了。
这里不多做复述。
家境衰败之后，我外婆胡国瑛作为家里的大姐，扛起了一个人操持上下的重担。这也就是为什么，那辈人普遍十八九岁就嫁人，甚至十八九岁孩子都三四岁的农村也遍地都是的情况下，我外婆一直到了二十五岁才嫁给了我快三十的外公。
我外公姓余，叫余山明。家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也是老大。
行二的妹妹叫余秋虹，行三的妹妹是余秋雁，最小的那个弟弟叫余朝生。这一大家子姓余的名字，一看也不是农民的孩子。
但我外公比我外婆苦得多，我外公的爹甚至没等到土改的时候作为大地主阶级被打倒，就在我外公余山明八岁那年，死在了土匪的手上。
我外公八岁就没了爹，土匪把家里洗劫一空。一夜之间他就从一个大地主家的富家公子沦为了靠天吃饭的农民的儿子。
也是一路风霜长大的。
我外公守着那两块地，含辛茹苦的拉扯大了下面的三个弟妹。一转眼，他就快三十了。
加上我外公没爹没娘的（他娘身体不好，死的也早），没人操持着找媒人，媒人也不会上门找我外公这个穷人，一环一环的，就单到了快三十。
后来啊，好像是哪天，我外公余山明家的哪个还算是个有点热心肠的好人去了趟隔壁的隔壁胡家村，回来火急火燎的给说了这门亲事。
【胡国瑛嫁给了余山明，余山明娶了胡国瑛。
再往后，就是五六十年的荣辱与共，与子偕臧。】
说起这段故事，我小时候一直有个疑惑，我们这么偏远的地级市，更别提下面的农村，都快隐入山疙瘩里了，土改真的有改到过我们这吗？
为了求证，也为了力求真实性，一直到我写到这我才去搜索了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我才茫茫信息堆里，找到了一则1950年的新闻：
“
1950年11月26日30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对福建剿匪、土改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在1951年5月以前，全省地方武装发展到6万人，以保证剿匪、土改工作的顺利完成。”
原来偏远也难逃时代的主题序曲。
胡国瑛嫁到余家后，长嫂如母，也扛起了余家下面三个弟妹的生活照料。即使那时候，我外公最小的弟弟余朝生都二十二了。
但你知道的，穷人家，原本就没什么财产，没有财产就分不了家，一家四兄妹还是住在一起，在一口锅里吃饭。
我外婆嫁过去的时候是冬末，土地里实在是孕育不出什么能养活人的东西了。
在福建偏远农村生活过的人就会知道，一到了冬天，屋檐上砸下来块结块的冰柱子，一不小心都能砸死个饿人。
但我外婆胡国瑛是个能干的农村女人，她拿了家里最后一点米，捣成了“面粉”，去炸了一锅油条，一个人骑着邻居的自行车哼哧哼哧的到了镇上卖出了整个冬天的口粮的第一步。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炸油条的油是从哪里来的，都穷成这样了。我去问我妈，我妈也不知道。
这个故事传到我这，已经经了两手了。
或许我不应该去怀疑故事的真实性，毕竟中国人总能在绝境里创造出奇迹。
就像我外公八岁就死了爹，他娘身体还不好指望不上什么，他一个人也拉扯大了下面的三个弟妹。
只要眼前的事实就是那锅油条带来了余家的第一个生机，那我们就没必要再深究炸油条的油是哪里来的了。
日子虽然过的紧巴巴，但生机毕竟不是来了么？
这个故事中，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拿出来细细的写上三页纸的内容，比如说：
从余家村到镇上，有一段长的离奇，弯绕的也多的离谱的路，我外婆就是长了飞毛腿，到了镇上那一锅油条也是“冰茬”了。
那我外婆到底是怎么做到挣出的第一份生机呢？
我不知道，我妈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这三页纸我写不出来。写不出来，那我也不能瞎编。瞎编的话，对于我外婆胡国瑛来说，是在轻蔑了她对于整个余家的贡献。
所以这三页纸只能随着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后来我外公的那个妹妹——行三的妹妹余秋雁，在她七十岁的寿宴上两眼泪汪汪的握着我外婆胡国瑛的手，说是嫂子辛苦了拉扯大三个余家弟妹。
这话其实很奇怪，因为拉扯就很奇怪。
因为胡国瑛比余秋雁还要小两岁。
当时我就在场，但我不能说什么。因为寿宴这种场合，我要说出点什么，我妈在余家这个大家族的面子就会被我狠狠的打了。
我妈不是我外婆的第一个孩子，她是家里最小的。
那年冬天的冰柱开始融化后，地里积的一层霜也化成了水渗进了土壤里。我外公开始下地的时候，我外婆怀上了我大舅。
客观的说，我外婆是没享受到什么做孕妇的待遇的。
该干的活还是要干，一天不干，一天就没收入。
我外公两个妹妹，余秋虹和余秋雁，一个跟着堂姐去镇上给人卖衣服，一个跟着表哥远去广州做了厂里的女工。
只有我外公余山明最小的弟弟，比他小八岁的弟弟余朝生还留在家里和我外公一起务农。
两个妹妹走的那天，我外婆拿出了冬天卖油条挣的钱，没多少，自己留了一点，给去镇上的塞了小部分，给去广州的塞了大部分。
三个女人在村口望了又望，望了又望，至此——
余家村少了两个姓余的女人。